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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孙中伦:坚持严肃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

2018-07-24

  孙中伦

  江苏江阴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生在读。中学时出版散文集《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新著《回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水道里的俄罗斯人

 

  文/孙中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1


  让我们从也许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独白说起。让我们假设,这段独白有四个音节,每个音节折射那位伟大作者一生中的一个时刻。而讲述一个人的一生,不正只能吞吞吐吐于几个时刻么?


  在这段独白的开端,第一个音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位被魔鬼附身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创作出了一部书中之书:《宗教大法官》。自此,故事从寒冷,冒着酒精味的俄罗斯旧鲁萨,来到十六世纪发烫的塞维利亚广场。焚烧异端者的烈火还在燃烧。在这里,那个上帝之子又一次下凡了。


  他“不事声张地悄然而临”,可人们都认出他来,团团围聚在他的身边。他默默在人群中行走。失明的老人重见光明,棺内的亡童又复活。民众哭着吻他走过的地面。可那个路过的红衣主教,年近九旬的宗教大法官,却将他押进阴森的拱顶监牢。


  “是你吗?你?”老法官说,“不要回答,别开口……你为什么要来妨碍我们?我不知道你是否是那个人。但我明天就要作出裁判,把你作为最邪恶的异端在火刑堆上烧死。今天吻你脚的那些民众,明天就会争先恐后地往烧你的火堆上扒煤。你可知道?是的,你也许知道。”


  囚徒默不作声。


2


  处决的枪声已从谢苗诺夫校场消失。如今这里铺满石砖,草坪,鸽子脚印,以及一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雕像。十九世纪,这里是圣彼得堡的死囚刑场。1849年的冬天,二十八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死囚的一员。


  颠簸的刑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窗外“人山人海”,如塞维利亚广场上围观的众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了信仰傅里叶与社会主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判死刑。行刑队给他们换上白衫,要求他们亲吻十字架。随后三人一排,绑上黑柱。他将在第二批被处死。


   死亡面前,没人知道他是否想起上帝。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里,他说,“在临终前的一刻,我想起你,以及和你的一切;你,只有你,在我心里。只有这时,我才明白我有多爱你。”然而在同伴回忆中,枪响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转头,对身旁的斯比什涅夫说,“我们将与基督同在。(引自雨果《死囚的最后一天》,陀用法文说: 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可迷人的斯比什涅夫却低头指向大地,说,“一点尘埃。” (斯比什涅夫同样以法文回应:un peu de poussiere.)


  如此的困境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即使在生命尽头,他仍是不纯粹的信徒,也注定无法被救赎垂青。他的声音从来都在被挑战,开始是朋友,后来是内心匍匐的魔鬼。此刻,骄傲的斯比什涅夫,信奉唯物的同伴,有谁在乎他突如其来的神明和愿景?他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傲慢的怪人,一个面对最轻微的指责也无法自控的神经敏感者。二十四岁时,他写出处女作《穷人》,一夜成名,却很快与伯乐别林斯基闹翻。随后他混迹彼得堡的各个文人圈子,温饱难求。二十八岁,他下坠的一生终于落在死亡的节点上,身旁赴死的同伴里却没有一个怜悯他的恐惧与信仰。他对基督的呼喊成了斯比什涅夫坦然的见证。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生活在斯比什涅夫的阴影之下。他问斯比什涅夫借了一大笔钱。“现在我是他的了。我不可能还清,他也不会要。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向医生忏悔,“从现在开始,我有了自己的梅菲斯特(《浮士德》中的魔鬼)。”


  谢苗诺夫校场上一片寂静,死亡却并未如期而至。在最后一刻,行刑队接到沙皇的大赦,免除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的死刑。他们将被放逐去西伯利亚,四年苦役。上帝放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需要继续作为罪人活下去。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拿破仑刚刚死去。奥斯特发现了电流和磁场的关系。而在俄罗斯,四年之后,主张启蒙和自由的十二月党人将在圣彼得堡的元老院广场发动起义,然后被镇压,发配去西伯利亚。紧张的沙皇将在城市和沙龙里布满爪牙。农奴还将无偿劳作四十个年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莫斯科边郊的医生,为穷人治病。后来依着积蓄和名声,攀上贵族的末班车,有了一小块领地,和几个农奴。最早传说他严格,粗暴,因此许多人认为,他是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暴戾、贪婪的老父亲的原型。小说里他虐待私生子,与长子抢女人和钱财,最终被谋杀,成为一桩迷案。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八岁时听闻到父亲的死讯。邻居说,他是酒后被农奴杀死的。这随之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材料。在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中,弗洛伊德宣称,陀氏复杂的人格源于他的俄狄浦斯情节(渴望占有母亲而期盼父亲死亡),而对父亲死的罪恶感在他的一生中都将挥之不散。


  约瑟夫•法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作者)对此颇有微词。在传记里,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父亲的关系并无不堪。父亲严格,虔诚,对子女满怀希望。母亲则是充满爱的女人。儿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听父母的夜间故事长大。圣经;普希金的诗歌;荷马史诗。父亲向往阶级的攀升,借钱送陀思妥耶夫斯基去私立学校。在那里他感到与贵族同学格格不入。随着母亲和父亲去世,他开始焦虑,开始发现自己无法控制情绪和身体。


  十七岁时,他开始有癫痫症状。此后的一生他都将受困于此。他的第一任妻子将因此厌恶他。弗洛伊德说,这是一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写道,癫痫在他脑中创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张力”,此间他经历了“无限的狂喜和最完整的生命”。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不断看到那些抽搐的,匍匐的,发热病的人物。《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科夫,《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和斯乜尔加科夫。他们丑陋,神色疯狂,永远在病理性地滔滔不绝,可语言却精准,理性,总在步步为营地推演道德之虚无。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展示,疯狂并无清晰的界限。所有自以为理智的众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书桌前的癫痫者。所有人都是正在死亡的人。


  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特征称为“复调”,意指他笔下的人物并不受作者统一意识的支配,而能独立存在,平等对话,拥有自己的声音。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迷人的片段里,如《宗教大法官》,复调往往销声匿迹。一种漫延开的、魔鬼的声音取而代之。它复杂,缜密,包罗万象,自我肯定,总是辩论的胜者。又或者,或许可以说,复调仍在,只是魔鬼的独白本来就掺杂各种声音——而我们总能忽然听到属于自己的那个。


  二十八岁,流放去西伯利亚的前夕,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被确诊癫痫。在谢苗诺夫校场上枪响之前,他已死过许多次。然而是在西伯利亚他第一次重生。


3


  囚徒身边的老人总是自问自答。


  “你有没有权利透露你所来自的那个世界的秘密?不,你没有。你不得再对自己说过的话作出什么补充。不论你带来什么新的信息,你将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而你当初自己说,‘我要使你们成为自由的人’……如今我们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件事,以你的名义。我们为这自由折腾了十五个世纪。”老主教说,他指的是宗教法庭,“如今,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相信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他们把自由乖乖地放到了我们的脚边……我们终于消灭了自由,而使人们幸福了。你为什么还来碍我们的事?”


  “人们最坚持不懈而又劳神费心的努力,莫过于寻找该对之顶礼膜拜的那个人。并且这个崇拜的对象,必须是无可争议的,人人都崇拜的,必须大家一起来……你指望得到人们自由的爱,用自由的心取代古老的定则,自行判断善和恶,可自由的苦楚却搅得人的心灵王国永远不得安宁。他们最终会高呼你不代表真理,因为你让他们陷入更大的惶惑和痛苦。你把人估计得太高了,因为他们虽然作为反叛者被创造出来,却无疑是奴隶。”


  囚徒默不作声。


4


  去往西伯利亚的路,道阻且长。


  从十二月党人到普里莫•莱维,从卡廷加(沙皇时代的劳改营)到奥斯维辛,百年来自由的灵魂在囚笼中游荡。沙皇到斯大林,劳改营易主,承受自由苦楚的人却前赴后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其中之一。


  通向西伯利亚的旅途,一个世纪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有过浪漫描写:“(火车)窗外是春水漫漫,无边无际的泽国。缓缓行驶的火车仿佛在水面滑翔。水面平静如镜,只在列车驶过时,偶尔映出火车铁青色的倒影。温暖的阳光在水面上画出一个个油亮的光圈,就像厨娘用蘸了油的羽毛在炙热的馅饼上涂油。”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乎这些景致。和他的俄罗斯同辈们不同,自然从未成为他眷恋的对象。他无法从自然中对命运释然。他的双眼聚焦在人造的牢笼,破败的街道上。在寒冷的鄂木斯克劳改营,菜汤“没有一点儿肉屑,却漂浮着蟑螂”,人人戴着镣铐,剃光头,头上还刻字,象征罪犯的低人一等。如今的鄂木斯克已经竖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仿佛对他的折磨是这座城市值得留念的事。雕像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穿着袍子低头行走。他的身上是风雪和皮鞭的伤痕。


  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的不是这些伤痕中的任何一样,而是先前信仰的崩塌。他也曾是热忱的社会主义者,并相信俄罗斯“人民”因驱之不散的罪恶感而受苦——那么根除这无凭无据的罪恶感,人就自由了!可在鄂木斯克,他目睹农奴犯下极重的恶罪,却不以为然——他想象中被罪恶感折磨的人民,和这劳改营里的南辕北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烧毁了他所有曾崇仰的事物,他还在尘土里践踏他。”舍斯托夫写道,“他不仅厌恶他先前的信仰,他鄙视它。”


  如果真实的人是这样的:他们自私,短视,总是不知廉耻地对犯下的罪洋洋得意;如果他们总是蜂拥去殉道者的火刑柱添柴扒煤,在枷锁中仍要对热忱的义人落井下石——那他们值得被救吗?是否应当松开他们的绳索,扔去鼠夹上的肉,如果自由只会让他们“陷入更大的惶惑和痛苦”?这个问题悬浮于整个人类历史之上,从耶稣的十字架,到十五世纪的塞维利亚地牢,到天寒地冻的鄂木斯克,到冬宫前百废待兴的布尔什维克,再到崩塌的苏联——发问历久弥新,历史却从未解答。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自己的答案。他的转变全在一个瞬间。


  那是在鄂木斯克一个复活节的前夕。陀思妥耶夫斯基徘徊在苦役营里。节日来临,农奴们都喝得烂醉,横七竖八倒在地上。他的心里从未如此“充斥着恨意”,因此迫不及待地冲出营外。在那里,他碰到一个对此同样嗤之以鼻的波兰罪犯。“他阴郁地看着我,眼神闪动,嘴唇颤抖,”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以近乎扼喉的声音,咬牙切齿地说,‘我厌恶这群暴徒’。随即离开。”


  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体故事《农夫马列伊》中得知上述片段。波兰人在说谁?他也许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成盟友,他们是文化人,有教养,不会纵容自己做欲望的奴隶。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随他走,而是走回营中。在这个时刻,他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个极平常的瞬间——


  那是在他九岁时的一个冬天,他在父亲的乡村领地里散步。忽然他听到有人在灌木丛里喊,“狼来了!”他吓得魂飞魄散,大叫着跑向正在耕地的农奴。一个叫马列伊的农夫抱住了他。“瞧你,吓成这样,哎呀。”他像母亲般安抚小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画十字。回家的路上,胆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回头,马列伊总站在远处向他招手,直到他的脸也模糊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这些的时候,发现“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这样的时刻太少。在他的小说里,人物不是发疯就是狂喜。然而从这一刻起,他开始用绝然不同的目光注视角落里唱着嘶哑醉歌的农奴——因为,他知道,其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马列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在此刻产生了,并且再未变过——那就是,只要一个人有行善的可能,不论他再怎样罪孽深重,他都值得救,值得另一个人付出生命。同样,如果为了一座完美的城的建立,需要牺牲一个简单的人,可笑的人——“那么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会做这样的选择:让我成为被剥夺幸福的那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纪念普希金的演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说,“因为我无法在毁掉别人的基础上获得幸福。”


  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结束后的生活,他暴躁,犹豫,善妒,薄情,嗜赌。他也没有像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那样,竭力描绘森林里,战场上,那些立体、高尚的俄罗斯灵魂。他穿行在圣彼得堡的暗街上,听乞丐,醉汉,癫痫者和疯子的呓语。他成了下水道里的俄罗斯人。可他不相信任何人造天堂的许诺。他不怕自由的苦楚。他也决不把人看作奴隶。


  《罪与罚》里,圣洁的妓女索尼娅在听到拉斯科里尼科夫杀人的自白后,哭着抱住了他。她说,“你去到十字路口,给人们躬身行礼,吻吻大地,因为你对大地犯了罪,然后对全世界大声说:‘我是杀人凶手!’”索尼娅的回答不聪明,甚至在咄咄逼人的拉斯科里尼科夫面前,显得笨拙,仿佛后者的“非凡之人杀人无妨”理论是在鸡同鸭讲。可最后,拉斯科里尼科夫真的就颤抖着走向十字路口——是什么让理性忽然不堪一击?是什么让他此刻充满“喜悦和幸福”?他跪倒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吻它,站起来,又跪下磕头。


  人群向他聚拢,如环绕在十九世纪的耶稣身旁。


  “瞧,他喝醉了!”一个小伙子说。


  “他这是要去耶路撒冷啊?”一位喝醉的市民说。


  “还是个高贵的人呢。”有人说。


  “如今可分不清谁高贵,谁不高贵。”


5


  “一个可怕的聪明的精灵,自我毁灭与否定存在的精灵。这个伟大的精灵曾在旷野中与你对话。他曾通过三个问题来启示你,福音书却将之称为‘试探’。”老人滔滔不绝。


  “第一个问题:你两手空空,只有一项自由的许诺。可对于人和人类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你看那旷野上的石头,你要是把它变成面包,人类便像感恩的羊群跟着你跑。可你拒绝了建议。因为你心想,如果顺从是用面包买的,哪里是自由?你说,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但你可知晓,为了地上的面包,精灵将起来反对你,打败你,那时所有人都跟着他跑,高呼,‘谁能与这野兽相比?你从天上给我们取来了火!’几个世纪以后,人将发明‘衣食足而知廉耻!’他们反对你,毁掉你的殿堂。废墟上,可怕的巴别塔将重新拔地而起。尽管这一座,和以前的一样,不会完工。”


  囚徒默不作声。


6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见到巴别塔。


  那是伦敦的水晶宫,一座巨大的玻璃建筑,十九世纪的奇观,钢筋架起一切关于未来的想象。“看看这百万人卑微地蜂拥而至。你感到某种最终裁决发生了,某件事情走向了终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仿佛天启预言已被实现。你感到需要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去拒绝臣服于它,去否认你的印象,不向它鞠躬;去拒绝神化恶魔——这即是,不去把物质世界当做你的理想。”


  某种意义上,巴别塔已经完工。后人将称赞它,视之为纪元的起点。在此之后,罗伯•摩斯为纽约奠下高速公路,迪拜的哈利法塔宣称自己世界最高。可摩天楼前每个初来乍到的外来人,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听到了得胜者的欢呼,却隐约害怕些什么。


  在巴登-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屠格涅夫。二人并不相互欣赏。在给Maikov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怨屠格涅夫自称更像德国人而非俄国人,这让他感到像是一种背叛。作为欧化的贵族之子,屠格涅夫似乎认为解决俄罗斯的虚无主义和现代化困境应从西欧的启蒙运动中寻找答案。而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启蒙以及它的一切产物,包括社会主义,都抱有敌意。屠格涅夫所拥抱的人道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虚情假意——在一篇文章里,屠格涅夫描写了自己在行刑队执行枪决的场景下巨大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让他最终转过身去——这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人,”他写道,“有权在世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面前转身。”


  他同大部分同代人都合不来。他把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说称作“贵族地主文学”,可又拉下脸问屠格涅夫借钱赌博(并且成为老赖)。所有借钱给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斯比什涅夫和屠格涅夫都被写进《群魔》,成了现代诡辩者的原型。他的癫痫越来越严重。他无力支撑逝去哥哥一家的生活和遗孀继子的贪婪。可赌桌前他仍然没办法控制自己。前一秒还痛定思痛,后一秒又开始自我美化:“我只是倾向于把任何事情推向极限。”他是那种拉康式的病人。熟知自己的病症,却也享受它,与它共生。他的病是良心和贪欲;他同时向往自由和地上的面包。二者都带来不幸,可他文学中的伟大时刻,都从这不幸中诞生。


  不过,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却并非完全是被不幸充斥的。1866年10月4号,他遇到了安娜。


  我们的作家四十五岁,被贫穷和债务包围。安娜刚刚二十岁,做速记员。安娜走进书房,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安排了一场听写考试,并递给她一根烟。她拒绝了。J.M.库切说,这意味着安娜通过了第二项测试:她不是那个年代的开放式女人,因此应该也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们的配合立竿见影,安娜成了他的缪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赌徒》。与此同时,他察觉一种久违的真挚情愫正在诞生。他会在房里踱步,听写的间隙问安娜对女性角色的看法。他说他要写一部新小说,里面的老画家将向一个年轻女孩求婚。那么,他问她,这么年轻且不同的女孩是不是有可能也爱上老画家。“现在将你自己带入她的角色。”他说,“想象我是那位画家。我向你坦白并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你会怎么回答?”安娜说,“我会说,我爱你。并且,我将永远爱你。”


  在第一次见面的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他似乎并没有告知安娜自己的癫痫病。婚礼时,他忽然倒在地上,癫痫发作。年轻的安娜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把住他的嘴,保护他的舌头,并且不在事后迁怒于他,余生都是如此。而对于他的赌瘾,她展现了无比的耐心。她典当了自己的首饰,守好家里的钱,他却偷出去赌博。回来以后,他捶自己的胸,哭嚎,说,“我配不上你。我是猪,你是天使。”而她只是轻轻地听。他们当然也玩爱情里互相折磨的游戏。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安娜和任何男人说话。安娜享受他的嫉妒,并故意给他展示和其它男人的通信。他锁住她的喉咙,几乎让她窒息。


  他们初次见面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写作未竟的《罪与罚》,已经连载两卷。正如他成功预言了现代性的崩坏,他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圣洁的妓女索尼娅将降临在罪人拉斯科里尼科夫生命里,而安娜在任何意义上都成了索尼娅在现实中的倒影。她年轻,却善良,包容,坚定。她带来光明却不需要多余的话。在日内瓦,安娜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为索尼娅。三个月后,索尼娅患上肺炎死了。安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哭得像绝望的女人。


  随着安娜扎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幸的生命,他似乎也有了对抗巴别塔的答案。巴别塔不会倒塌,巴别塔上的一切追问也没有办法被回答。那些政客与建筑师们聚在塔尖,高声诘问,为什么不可以变得更高,更快,更强呢?难道承认私利的自然性不会带给最大多数人幸福吗?难道我们不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历史终结而终将扶摇直上吗?安娜和索尼娅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她们能做的只有坚持自己的信。可光是信仰本身,就让这座高塔摇摇欲坠。


  7


  “我们为了他们的幸福承担了他们的罪过。”红衣主教说,“我们将站到你的面前说:‘审判我们吧,只要你能,只要你敢。’要知道,我并不怕你。要知道,我也到过旷野,我也吃过蝗虫和草根,我也曾珍视你用以给人们祝福的自由,向往过加入你选民的行列,渴望成为强者的一员。但我觉醒了,不愿再为疯狂效力。我离开了骄傲的强者,我要造福温顺的人。我向你重复一遍,明天你就将看到这温顺的一群人,只要我一挥手,便争先恐后地把滚烫的煤往火堆上扒。我将把你烧死在这堆火上,因为你来碍我们的事。明天我就要把你烧死。我说完了。”


  老人说完以后,等了一会,看囚徒如何回答。可囚徒沉默,使他难堪。老人希望对方说些什么,“哪怕刺耳,可怕的话也行”。


  但囚徒只是走到他的身前,在他的嘴唇上轻轻一吻,然后悄然而去。


8


  1881年2月9日晚8时36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走向终点。年幼的女儿在火柴盒上写,“今天,爸爸死了。


   Philip Rahv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和无神论斗争。这是因为,他身体里本来就住了两个人,一个是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是无神论者。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的绝笔。《宗教大法官》是他的自述。他不仅是里面的魔鬼,也是那个囚徒。也正因此,许多人说陀氏的谜题比他的答案更深刻,是不够公允的。只有魔鬼想要辩论——耶稣只是听,并宽恕他。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莫斯科发表了著名的普希金演讲。在结尾,他说,“普希金透露了俄罗斯精神的普世性。如果他活得长一点,也许我们就能向欧洲人更好地解释我们的热望,也许我们之间的误解就可以更少一点。但上帝不这么看。普希金死在了他最成熟有力的时刻,他把伟大的秘密带进了坟墓。现在,没有他,我们将去探寻这个伟大秘密。”演讲结束,所有观众都被感染了。屠格涅夫上前拥抱他。他们冰释前嫌。


  终其一生,他渴望告诉世人,那个潜伏的俄罗斯精神的样子。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他还说,“俄罗斯思想正在全世界孕育着一场盛大的革新…而它将在一个世纪内发生——这是我所热切相信的。”在他的诸多预言中,这可能是最不如愿的一个。革新的确发生了,可与他所想象的相反:是俄罗斯先拆掉了诸神的祭坛。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中三部曲的第一部。他为纯洁的主角起名为阿辽沙,是他早逝儿子的名字。他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丑陋的斯乜尔加科夫前面。在他的想象里,三部曲有一个总名字:《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


  克尔郭凯尔说,存在有三个阶段,而在至高的宗教阶段里,人终于发现,自己是罪人,也是上帝的孩子。三部曲的伟大罪人,是阿辽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他们同时是罪人和上帝之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阿辽沙对围在身边的小朋友说:“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永不相忘……我们一定能复活,一定能彼此相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讲述经过的事情。”


  也因此,让我们试着,不把死亡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四个时刻的终点。让我们想象,钟表并未停在8点36分,而是继续走了下去。让我们假设,当囚徒走出塞维利亚的地牢,并未径直回到天上,而是继续在人世中行走。人们问他,我们当真能自由吗?我们是否走得太远?为什么我们的苦痛往往复复从未改变?渐渐人们已无法认出他二十世纪前的容颜。然而他看在眼里。他轻吻每一个信与不信的人。